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青年学术论坛于近日举办“人民币汇率新一轮贬值：成因、影响、应对”专题研讨会，邀请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市场人士共同交流探讨，为当前形势下人民币汇率变化、影响及应对提供决策参考。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张明出席会议并发言。

张明从三个维度对美元指数周期进行分析后认为，无论美元指数处于波峰还是波谷，平均水平都在逐渐走低，美国经济相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绝对领先优势在下滑，美元兑其他发达国家货币总体呈贬值趋势。张明指出，因美元的“升长贬短”特性，每当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美国政府相比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宏观调整能力更强。张明判断，全球经济在明、后年或将出现衰退，且美元指数不会显著下行。关于本轮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张明认为：首先，中美经济周期错配，导致货币政策迥异，并进一步导致中美长期利差从缩小到倒挂，引致资本流动变化；其次，人民银行越来越关注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的汇率稳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美元指数的相关性逐渐增强。关于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张明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存在短期贬值压力，“破7”概率较大，但因中国经济逐渐修复，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比较乐观。

本轮人民币贬值更多是外因作用，主要受美元指数走强影响。因此，人民币汇率未来何去何从，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元指数的走势。我重点谈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看待美元指数的当前走势及未来走向？第二，如何理解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以及它的未来走向？

一、如何看待当前的美元指数走势

我将从两个角度出发来分析当前的美元指数走势，并对未来的走势进行预测。视角之一是美元指数周期的三个特征事实与美元的两大独特属性。视角之二是欧元兑美元汇率以及日元兑美元汇率。

1、基于美元指数周期与美元资产属性的分析

从2000年以来的美元指数走势来看，当前美元指数已经逼近110，达到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即处于过去20年的高点。自去年5、6月份以来，美元指数一路强劲上升。在过去20年内发生过两次类似情形。一次是2014年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美元指数从80升到100（本次是从90升到110）。另一次是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全球避险浪潮使得美元指数从70升到90，也上升了20个百分点。换言之，过去20年美元指数有三次急剧走强。第一次是金融危机爆发所致，后两次都与美联储加息缩表、收紧货币政策有关。因此，把握美元指数自身的周期变化及其规律，对判断未来美元指数何去何从而言，可谓至关重要。

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开始发布的美元指数来看，迄今为止美元指数差不多走完了三个完整周期，每个周期都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从这三个周期中，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有趣的特征事实。

第一个特征事实：随着时间的演进，无论是美元指数周期的波峰、波谷还是平均水平都在逐渐走低。从波峰来看，第一个周期的顶部是165（1985年），第二个周期的顶部是121（2001年），第三个周期的顶部可能就在当前。当前美元指数能否突破110？目前尚不清楚，但概率很高。从波谷来看，美元指数也在不断走低。从均值来看，三个周期美元指数的均值分别为107、98、89，也呈持续下降趋势。如何理解三个周期的美元指数水平的不断下降？由于美元指数是美元对六种发达国家货币的加权平均指数。因此，美元指数水平的下降，可以理解为美国经济相对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绝对领先优势在下滑。换言之，长期来看美元对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总体上呈贬值趋势。

第二个特征事实：三次美元周期的下行期基本都为7~8年，但上行期持续时间却不断延长。具体来看，第一个周期的上升期是6.5年，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是9年，第三个周期的上升期是14年。换言之，过去三个美元周期具有下降期短、上升期长的特征。我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每当面临经济金融困局时，美国政府相比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宏观调整能力更强，因此美元兑其他发达国家货币的汇率在每个周期内升值时间长、贬值时间短。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特征事实与长期来看美元指数水平总体上不断下降的特征事实并不矛盾。

第三个特征事实：从美元指数和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关系来看，尽管美国长期利率的上升并不必然导致美元指数的走强，但美元指数的周期性走强必然伴随着美国长期利率的周期性上升。换言之，美国国内长期利率的周期性上升是美元指数周期性上升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美国长期利率周期触顶通常领先于美元指数触顶。比如在第一次美元指数周期触顶的前一两年，发生了美国长期利率的触顶。第二次美元指数触顶是在2001年，约一年多以前也发生了美国长期利率的触顶。

这一结论对于我们判断当前美元指数的走势十分有价值。也就是说，如果历史再度重演的话，只要我们无法认定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顶部就是3.5%，也即不能排除未来一段时间它突破3.5%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不能断言美元指数已经到达顶部。

除上述三个特征事实外，美元的两个独特属性对判断未来美元走向也非常重要。

第一个独特属性：美元是真正的避险货币。大家不难发现，本轮美元指数的上行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上升显著正相关。特别是在最近这段时间，二者的上升趋势几乎同步。这意味着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以来，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功能明显强化。进一步地来讲，如果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没有显著下降，我们很难指望美元指数短期内能够大幅下行。

第二个独特属性：美元是一种反周期货币。也即全球经济表现好时，美元通常偏弱；而全球经济表现不好时，美元大概率走强。通常在美元指数显著走强前，全球经济增速会有显著下行。比如1982~1983年全球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而1985年美元指数显著走强；1997~1998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元指数十分强势；2020年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大幅走低，之后又伴随着美元指数的走强。从这个角度看，美元指数走向可能与全球经济增速有关。如果未来全球经济增速显著回升，那么美元指数可能会明显走弱。而目前市场主流判断是，明后年全球经济可能更多呈现衰退形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元指数通常难以显著下行。

2、基于欧元与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分析

现在，让我们从第一重视角切换到第二重视角。最近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已经突破1：1平价，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也突破140，均达到20年以来的新高。厘清二者背后基本面因素的异同，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尽管欧元兑美元、日元兑美元汇率均下滑到20年来的新低，但既有相似原因，也有不同之处。相似原因都与大宗商品价格走高、进口成本抬高、贸易差额恶化带来的贬值压力有关。不同之处在于，欧美长期利差并没有显著拉大。欧洲基本上跟随美国进行了货币政策调整，因此尽管短期息差一度拉大，但两者的长期利率走势非常相似，长期利差并未显著拉大。相比之下，美日长期利差则明显加大。

欧洲方面，疫情以来欧美季度GDP同比增速的上升、下降趋势非常相似。最近两个季度，欧盟GDP同比增速甚至略高于美国。此外，欧美CPI同比增速走势也十分相似。今年7月份欧盟的CPI同比增速也略高于美国。

从长期利差来看，近期尽管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上升，但与欧洲国债收益率上升幅度相比不分伯仲，两者利差维持在150~170BP左右。相比过去，欧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不仅没有拉大，反而在缩小。因此长期利差并不是造成欧元兑美元贬值的主要原因。

从前瞻性指标PMI来看，近来美国PMI指数的表现优于欧元区。最近两个月欧洲PMI指数低于50这一荣枯线，而美国PMI指数虽然也在下降，但目前仍显著高于50。这意味着从短期增长前景来讲，美国优于欧洲。

从美元计价的月度贸易差额来看，疫情后美国和欧洲的月度贸易逆差都明显恶化，但美国的情况明显好于欧洲，且美国的贸易逆差近期已经显著改善。相比之下，欧洲近期的货物贸易逆差显著放大，不仅余额从顺差变成逆差，而且月度逆差规模超过400亿美元，达到了历史峰值。欧洲出现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尽管进出口同比增速都在上行，但去年底以来进口增速相对上行得更快。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俄乌冲突后原油、天然气价格快速上升有关。由于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因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的进口成本被大幅推高，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并由此导致贸易差额和经常账户的恶化，最后在外汇市场上形成欧元兑美元的贬值压力。

日本方面，疫情后日本经济并没有像欧美经济一样出现非常强劲的复苏态势。目前美国经济增速显著高于日本。当前CPI增速美国超过8%，日本约2.5%。有趣的是，最近美欧的高通胀和中日的低通胀，呈现出明显的反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央行非常坚定地表态：目前日本经济并没有过热，不会跟随美联储加息。此外，日本央行依然在长期国债市场上进行收益率控制。

从长期利差来看，今年上半年以来，美日长期收益率利差不断拉大。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最高达到3.5%，而日本则一直控制在0.25%左右的水平。因此，美日长期利差不断拉大是日元兑美元显著贬值的重要原因，这会引致相关的资本流动。

从贸易情况看，今年以来日本也出现了显著的贸易逆差，逆差规模达历史峰值，这方面与欧洲情况类似。相比于出口增速，日本的进口增速上升得更快，背后反映出日本贸易条件的恶化，这也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有明显的关系。

3、小结

综上所述，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指数攀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劳动力市场趋于紧张、需求复苏快于供给。这三个因素推动了美国通胀率的快速上涨，倒逼美联储加快缩减QE并加息缩表，从而推高美国的短期和长期利率。短、长期利率的上升有助于推动美元升值。

二是俄乌冲突爆发显著推高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抬高了欧元区和日本的进口成本，导致欧日经济体货币面临贬值压力。与此同时，欧元区的加息幅度不及美国，而日本不愿意跟随美国加息，导致美欧的短期利差、美日的短长期利差拉大，引致相关资本流动，进而在资本账户角度来看导致欧元与日元面临贬值压力。

三是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和地缘冲突导致不确定性上升，提高了投资者对避险货币的需求。此外，疫情持续冲击、中国经济下滑、美国快速加息缩表，也导致全球面临经济即将步入衰退的预期，从而对美元币值形成支撑。

从美国内部情况看，杰克逊霍尔会议上鲍威尔的强硬表态，意味着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仍会持续。尽管高频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初步显露疲态，但诸多证据表明美国物价仍将在一定时间内处于较高水平。因此从平抑物价需求来讲，短期内美联储的加息缩表不会结束。

从欧元区和日本情况看，俄乌冲突持续、特别是最近欧美对俄罗斯原油进行价格限制，可能会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因此，欧元区和日本的进口成本可能依然维持高位。与此同时，目前欧元区和日本也有经济下行的隐忧。

从全球情况看，不确定性、疫情、美联储加息缩表预期依然存在，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这将对美元币值形成支撑。

因此，我们对美元指数的基本判断是：未来一段时间美元指数将在100以上盘整，不排除突破110的可能性。但突破110之后的上行空间仍然比较有限。100~105是一个较为恰当的预测区间。

二、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的看法

1、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的特点

2021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由于美元指数本身就很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又在升值，这导致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的汇率指数陡峭上升，从97、98上升到峰值106、107的水平。今年人民币汇率调整，与去年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过于强劲有很大关系。

判断人民币汇率走势，需要同时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及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汇率指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两次急速贬值，一次是4、5月份，一次是当前。带来的后果是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汇率指数从高位回落，例如从106以上回落到目前102的水平。一方面，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均值约为6.68，当前约为6.90，说明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低于均值。另一方面，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汇率指数的均值为95.9，而目前约在100以上，依然显著高于均值水平。由此判断，当前人民币贬值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人民币自身很弱，而是美元过强。实际上，人民币兑欧元、日元、英镑、以及很多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都很强，只是兑美元比较弱而已。

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现出平稳→急贬→平稳→急贬的态势。由于美元本身在持续走强，一旦人民币兑美元平稳，就会导致人民币兑其他货币汇率的快速升值。今年3月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的汇率指数达到107的历史高点。而一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急贬，人民币的有效汇率水平就会掉头下行。等到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汇率指数降到100左右，急贬结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始重新盘整。此时由于美元又在升值，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又再次快速升值，升到104左右。随着第二次急贬的发生，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的指数暂时回归101左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民币汇率贬值确实是一种纠偏，可以纠正有效汇率指数过快升值对我国出口增长与金融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换言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其主要目的可能是为了稳定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汇率，这事实上也可能是当前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之一。

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的原因

今年两次急贬的背后影响因素也有不同。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和美元指数的上升两者高度相关。今年以来，美元指数出现三波比较明显的上升，而三次上升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第一波美元指数上升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在盘整，直到两个月后才开始急贬，这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美元指数变动的响应速度较慢，大约有2~3个月的滞后期。第二波美元指数上升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立刻响应。但相比美元指数的上升幅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幅度较小。第三波是今年8月底、9月初，当美元指数上升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立刻贬值，且贬值幅度和美元指数的上升幅度非常接近。因此，在今年三波美元指数上升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美元指数的相关性的确在逐渐提高。我并不是在说这一定是央行有意为之，但背后肯定有一些基本面或操作面的逻辑。

此外，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两次急贬都与中美利差的快速缩小、反转以及美中利差的扩大有关。从今年2月底起，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就开始明显收窄，并在4月份出现明显反转。在一两个月以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始急贬。今年8月以来，美中国债收益率再次明显拉大，直接引发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第二次急贬。由此可见，两次急贬都与利差波动有关。但第一次急贬要明显滞后于中美利差的收窄，而第二次急贬则基本上和美中利差的扩大同步。同理，也许这并非央行有意为之，但背后可能也反映了某些思考逻辑的变化。

从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数据来看，本次贬值与2015、2018年的最大区别在于，今年以来经常账户变动对汇率是正向的贡献，而此前两波经常账户变动的贡献都是负的。即使是金融账户，今年与2015、2016年相比，逆差也明显缩小。因此无论从经常账户变动还是金融账户变动都能得到的结论是：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压力远低于前两次。背后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是本次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更多是由外部因素所引发的。相比2015年“8?11”汇改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并没有被明显高估。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5月份我国面临证券投资大幅流出的现象。证券投资流出在资本流出总额中占比明显上升，这一点值得关注。总体来讲，从银行外汇收支高频数据来看，本轮人民币贬值面临的国际收支压力比较有限。

3、小结

总结本轮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主要原因。首先，中美经济周期处于不同位置，美国在扩张期，而中国在收缩期。经济周期的差异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差异性，美国加息缩表，而中国降准降息。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导致中美长期利差从缩小到倒挂，并且倒挂幅度不断拉大，这是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直接原因。利差的变动会引致资本流动的变动，而且越来越多地体现在证券投资方面。

其次，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与美元指数变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这说明央行越来越关注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的汇率指数的稳定。一旦美元指数走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会相应贬值，目的是为了维持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的汇率稳定。

三、对未来汇率趋势的判断

首先，中美都是大型开放经济体，相比于汇率，中美都更关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所以短期内美国依然会加息缩表，而中国依然会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宽松货币政策为宽松财政政策创造条件，从而缓解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这就意味着中国长短期利率仍有下降空间。

在此前提下，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会继续面临贬值压力，较大概率会“破7”。但对此我们无需过于恐慌。因为“7”已不再是一个决定性关口，而只是一个数字。即使出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贬值的情况，目前中国央行的工具箱仍是满的，完全可以使用宏观审慎外汇管制、资本流动管理、逆周期因子等工具。

经研究发现，其实今年人民银行已经开始使用逆周期因子了。今年5月初和9月初，表征逆周期因子的曲线都呈现明显上行趋势，这表明央行开始启用该因子。这两次逆周期因子的启动时间，分别与美联储加息、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的强硬表态相关。

我对明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比较乐观，因为中美宏观经济态势很可能会翻转。在2023年，随着全面宽松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上行；而美国在陡峭的加息缩表压力下，经济增速可能会下滑。因此，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基本面将得到改善，有助于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在6.7~7.2的区间波动，“破7”的概率依然较大，但对此我们无需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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